近期，墨西哥连续对中国浮法玻璃、自锁胶带、聚氯乙烯涂塑布和钢制螺栓等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。自今年以来，墨西哥对华反倾销调查已达11起，几乎是去年总数的2倍。这些贸易摩擦并非彼此孤立，而是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、全球化进程步入深刻调整的集中缩影，也反映出包括墨西哥等国在内的新兴市场，在面对地缘政治影响、产业升级阵痛时的焦虑与不安。

　　纵观这些遭遇反倾销调查的产品，不少来自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领域，价格往往是这一领域最有效的竞争手段，因此也相对容易被“盯上”。在以较大规模进入市场时，也容易引起当地政府的“排异反应”。这类现象并不仅存于墨西哥，在其他新兴市场乃至发达国家也时有发生。随着各国工业基础的逐步提升，低端制造业长期“产品出海”模式的窗口正在收窄。

　　在新的环境下，我国企业的出海战略应当如何调整？国产新能源车在欧洲的探索提供了一种思路。针对欧盟的关税壁垒，一些中国车企选择转移部分供应链，由欧企工厂代工落地；也有一些车企将代工延伸到零部件的联合开发，并与当地经销商开展深度的市场及品牌合作。这种深度合作的海外经营模式，让多家新能源车企在欧销量走高，不仅助力车企适应了海外市场，也为我国车企布局品牌生态链打下基础。

　　但这也并不意味着，这种模式就一定适合新兴市场，需要具体市场具体分析。以墨西哥市场为例，作为北美自贸区的重要成员，墨西哥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，但其产业配套体系却较为落后。相比欧洲创造就业的需求，墨西哥市场可能更希望引进产业链、实现产业和劳动力的快速升级。在全球化分工从“效率最优”的单一模式，转向更具阵营化、工具化特征的新阶段，我国出海企业也要从“产品出海”转向“生态出海”思维，加深自身发展与当地经济的绑定。

　　“生态出海”的核心是价值链的全球化重构。不同于过度分工、降本导致的产业空心化，“生态出海”的关键在于“两头在内、中间在外”，即保留核心技术、品牌及知识产权，将非关键制造环节、适配性研发和市场推广转移到目标市场本土，以在当前国际贸易环境下取得平衡。无论是短视频平台，还是中国中车、三一重工等企业，通过强“智”铸“链”，在海外布局中既保持了核心技术优势，又实现了本地化融合发展。

　　具体而言，在“中间在外”环节，企业要先在国内做好标准化、平台化、模块化，才能在海外实现轻量化、配置化，保证产品品质的一致性，也能降低对当地熟练劳动力的依赖。同时积极推进供应链本地化，在工厂所在地及周边区域培育供应链体系，降低对单一国家的过度依赖，从而显著提升抗风险能力和市场响应速度。

　　在本地化运营与合规管理层面，企业本地化的深度还需要加深。包括推进人才本地化，雇用熟悉当地市场、文化和法规的优秀管理人才与工人，而中方团队则聚焦于技术转移、财务管理等核心职能。在当前贸易壁垒问题频发的环境下，要重点关注合规问题，借助熟悉当地的法律和税务顾问，将合规提升至战略高度。

　　打造出海生态看起来重点在“外”，实际上是对“内功”的极高要求。要想实现“两头在内”与“中间在外”高效协同，必须构建高效协同的全球化运营体系，包括通过数字化协同平台实现国内研发、总部管理与海外工厂间的数据实时同步与流程无缝对接；从国内核心部件供应到海外生产、本地配送的全链条实时监控，赋予海外工厂“柔性制造”能力，使其能够进行小批量、多批次的快速生产，灵活响应国内总部基于全球市场数据做出的敏捷决策。

　　面对一些国家新一轮的反倾销调查，企业要以更开阔的视野、更创新的思维来应对。这不仅关乎单个企业的生存发展，更关系到中国制造业整体转型升级的进程。对我国企业而言，重要的是在这场全球贸易格局的重构中，积极调整出海战略，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防，从单打独斗转向生态协同，从单一贸易转向多元合作，从而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中把握确定性，同时加快走向产业升级与高端化。国内产业在升级，外部环境在变化。企业能否主动求变，绕开贸易壁垒的阻隔，将是决定其全球市场竞争成败的“胜负手”。

　　这一转型调整说起来简单，过程注定不会一帆风顺。但正如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实践所证明的那样，正是在一次次挑战中，中国企业不断完成自我的蜕变与升级。在全球产业链迎来重构的背景下，我国企业的出海之路必将越走越宽广，而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新思维、新模式，也将为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。（作者是浙江警官职业学院应用法律系教师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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